說到逍遙，人們往往首先想到莊子。其《逍遙游》是逍遙精神的源頭和最高境界。之后，魏晉玄學又沿著莊子開辟的路徑，進一步討論了遁世逍遙與適性逍遙的命題，而盛唐氣象中呈現出來的逍遙可以稱之為入世逍遙。
嵇康是三國以降最有影響的玄學家之一，他的道詩在六朝有著很大的影響。一方面，他通過作品援引大量道教意象入詩摹寫他孤高自許的情懷；一方面，他又通過情感判斷使這些意象成為被社會秩序拒絕的極端苦悶心理的載體。這種逍遙精神的身后，不可避免地要拖上一條苦悶的尾巴。
唐詩的逍遙與六朝相比出現了完全不同的風貌。首先從初唐的孟浩然開始就已經顯現了完全不同的特質。李白稱贊他“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贈孟浩然》）。眾所周知，孟浩然雖懷濟世志，但以布衣終身。孟浩然的布衣詩人生活中，寫了數量可觀的訪道詩。在《寄天臺山道士》這首詩中孟浩然寫道：“海上求仙客，三山望幾時。焚香宿華頂，裛露采靈芝。屢躡莓苔滑，將尋汗漫期。倘因松子去，長與世人辭。”孟浩然的道詩中流露出的是一種染有淡淡愜意和淡然的逍遙，無論是要“長與世人辭”，還是“愿言解纓紱”的情懷，都不是采取金剛怒目或清冷枯寂的心態，而是淡定大度的坦然。甚至與其說有淡淡的憂傷，還不如說釋懷一笑的坦然。孟浩然身上體現出的逍遙精神，可以看作盛唐后來者追慕逍遙精神的先聲和鋪墊。
王維是孟浩然的摯友，其作品中亦滿含逍遙精神：“先生歲馀，五岳遍曾居。遙識齊侯鼎，新過王母廬。不能師孔墨，何事問長沮。玉管時來鳳，銅盤即釣魚。竦身空里語，明目夜中書。自有還丹術，時論太素初。頻蒙露版詔，時降軟輪車。山靜泉逾響，松高枝轉舒。支頤問樵客，世上復何如？”（《贈東岳焦煉師》）在這首詩里面，王維在一個跨度達千余載的時空背景下展開鋪敘，通過對焦煉師的贊嘆表達了他個人的歷史之思。
李白作為盛唐詩人的代表，其入世逍遙的特點最為鮮明。李白追求逍遙有著文化上的原因，他早年在四川紫云山度過：“家本紫云山，道風未淪落”（《題嵩山逸人袁丹丘山居》）。紫云山本是道教圣地，這樣的環境不可能不對李白產生影響。“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興》之五）可見，逍遙的精神早在他童年的潛意識中就已經深深扎下了根子，他自稱“一生好入名山游”。（《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他天性就是個詩仙，放蕩疏狂，愛好尋幽訪勝，一方面是游山玩水，一方面是求仙學道。“謫仙游梁園”（魏顥《金陵酬李翰林謫仙子》）。“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飲中八仙》）?！ ∪欢?，李白對世間的功業也是一樣的熱衷。不過，他的熱衷方式跟一般人不同，選擇了一種逍遙的模式。他不參加科舉，不愿受世俗的束縛；他結交權貴，卻要選擇一種“平交諸侯，長揖萬乘”的高調姿態。李白晚年在江南一帶漂泊，在他61歲時，聽到太尉李光弼率領大軍討伐安史叛軍，于是他北上準備追隨李光弼從軍殺敵，但是中途因病折回。即便如此，在因為追逐世功而幾乎忙得丟掉性命的時候，他還沒有丟掉逍遙精神：“待吾還丹成，投跡歸此地。”（《江上望皖公山》）“水碧或可采，金膏秘莫言。余將振衣去，羽化出囂煩。”（《過彭蠡湖》）。
高棅在《唐詩品匯》總序說：“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也。”高棅所云的盛唐之盛者，多就其風格的差別而言。這些人的共性卻都有通脫和熱情的一面，他們的通脫與六朝時期因“風衰俗怨”，故“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的通脫是不同的。這種溫潤而華美的通脫，就是盛唐氣象在文統方面樹立的形象，也成為盛唐文學為后人追慕的精神風貌。唐代的詩人逢得盛世，以功業、文學作為表達志義的工具，以其天縱的才性與時代的氣候此呼彼應，以其獨絕的文章風流樹立了時代的高標，其高歌壯行成為盛唐乃至中國古代文化的最強音，最終結出了盛唐氣象中絢麗的奇葩。顯然，這朵奇葩的綻放，一方面得益于群賢薈萃，另一方面得益于盛世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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